乡村振兴：乡村旅游助力城乡融合发展

旅游独有的“搬运”特性，将市民搬运到乡村，消费搬运到乡村，发展元素搬运到乡村，旅游成为城市反哺乡村，乡村主动求发展的良性机制中的催化剂。

以旅游连接优势，实现城乡互促型发展

城乡融合战略，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城乡关系融合、城乡要素融合与城乡发展融合。在具体工作中，重点体现四大任务——融合城乡规划建设、融合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城乡管理制度与融合城乡收入分配。

城乡融合不仅包括资源、经济等物质载体，又包括科技、教育等非物质实体；同时它表现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之间的持续协调，融合的是国土开发的方方面面。

城乡融合的首要问题，是扭转当前“城乡二元”的不良社会结构。但是，融合城乡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是要人为地要把城市和农村的发展拉平，也不是要把城市资源转移到农村，而是要弱化“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实现城乡之间的协同发展。其实质是探索出一条可持续的国土发展之路。

据统计，“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三农”投入累计近3万亿元，年均增幅超过23%。整个“十二五”期间，中央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规模屡创新高，5年累计达到6.67万亿元，是“十一五”时期2.67倍，年均增长14.8%。而乡村的发展却较为缓慢，甚至出现了某些区域“返贫”的现象。可见，仅以资金转移支付方式，很难真正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旅游作为城乡连接的纽带，其为乡村带去的不仅仅是发展资金，还有现代化的发展理念、经营方式，主动致富的内在动力。此外，以乡村为鉴，以旅游为媒介，所激发的乡村社会的内生动力与乡土文化的传统智慧也将催生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反思我国城市发展的理念与实践，城市设计者将从乡土文化的传统智慧中探寻未来新城新区的发展模式，进而摸索出既有西方科学支撑、又有东方智慧的，适合我国国情、民情的国土发展之路。

以旅游解决城乡融合中“自然的渐变与强制的革新”的矛盾

城乡融合在实践中所面临的问题，存在多个层面，既有政策上的，也有体质上的；既受制于传统的陋习，也包括新时代的弊端。除去投资、就业、分配、社保等政策问题外，城乡融合实践中遇到的重点问题表现如下几点：

产业的升级与嬗变。乡村经济以第一产业为核心，尤其在我国，以传统低效、粗放的小农经济为主体。加上一直以来的政策倾斜，乡村的经济产业不论是总量还是层次都远低于城市。乡村产业的现状与城乡融合大力升级乡村产业的目标存在矛盾。

文化的冲击与碰撞。我国乡村文化为以农耕文化为核心的传统乡土文化。它经过数千年的历史传承，根深蒂固，深深沉淀于民众的思想之中，成为国民性格的核心要素。乡土文化是以顺从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为前提而演化的，其与城市文化在对待自然、对待生活、对待物产等层面，有诸多的不一致。在新的时期，如何在保护的前提下，实现传统文化与城市现代文明的完美融合，是城乡融合的重要命题。

土地的开发与保护。土地是财富之母，在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过程中，土地逐渐走向资本市场，其价值越发彰显。在城乡融合中，如何协调乡村土地的城市化与耕地保有间的矛盾，是最基本的工作之一。

生态的约束与规范。乡村的生态系统，是一种在顺应自然的前提下，对自然适度、可逆的人为改造，这与城市建设中对待自然的理念和技术，完全不同。城乡融合建设中，如何构建良性化、可持续、适合人居的自然生态环境，是始终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实际的城乡融合案例中，乡村作为弱势的一方，往往屈从于城市“强制的革新”理念，大拆大建，造成特色丧失，千村一面的窘境。而旅游以乡村特色为核心吸引力，乡村文化为产品出发点，在旅游产业中，田园牧歌式的生产、生活环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氛围塑造成为了乡村赖以发展的独特优势。可见，通过旅游的缓冲，城乡将各自找到融合发展下适于自身的的发展模式。

乡村旅游为城乡融合提供“柔性的革新”力量

城乡融合，是探索一条国土开发的新路，它具有改革的强制性，存在“自然的渐变与强制的革新”间的矛盾。落实融合城乡发展的目标,既要有政策行政的宏观引导，更要有依托于产业发展与文化创新的切实行动。这要求在实践中，呼唤“柔性”的措施，来调和矛盾，实践政策的顺利落实，达到文化、产业、生态等多领域的协同进步。而乡村旅游的发展，正式上上之选。

乡村旅游具有强大的文化整合、产业聚集的平台功能，能为乡村带来其他产业难以企及的人流、物流资源，并且，其又是生态化产业，对农村生态的负面影响可忽略不计，是乡村发展的先锋产业。

可以说，乡村旅游为落实城乡融合建设，探索了一条可行的成功道路，并在发展过程中，乡村旅游也从狭义的纯做旅游，上升到指向于国土开发的综合发展模式，创新构建出“城乡融合第三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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