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村镇发展的困惑与思考

在快速发展中日益凸显的村镇问题，必须通过选择适合的发展途径用心去加以解决。要特别注意避免两种极端的倾向：一种是美化过去，认为凡是传统都是好的，而把村镇的发展看得一无是处。作为对田园生活的向往，这种怀旧情结不难理解，但若要把这种情结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就会带来很大困惑。另一种需要避免的倾向，是把经济发展的目标看得高于一切，片面强调单向度的城市化、规模经营和产业化，只强调生产功能而忽视村镇的生态、文化和生活功能。我们要加强这样一种认知：即村镇过去是现在将来仍然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场所，它应该充满魅力，成为吸引人、涵养人的地方。

当前，中国正处在一个“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最大的发展不平衡是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最大的发展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或者说出现了罗斯托所述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几个阶段同时叠加的现象。

中国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间，在尚存数量巨大的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同时，经过起飞阶段后总体上直接转入成熟阶段，经济展现出超越曾经推动它起飞的初始工业的能力，以及在广泛的资源范围上吸收和有效地采用现代技术先进成果的能力。比如劳动力的构成、实际工资、眼界和劳动技能都起了变化，领导的性质也逐渐从“海盗作风”变为有效率的专业化经理，乃至社会对于工业化的奇迹开始感到有些厌烦。

在一些发达地区，已经迅即步入了大众高消费时代：人均实际收入上升到一个较高水平，劳动力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消费者主权占优势，主导部门转向耐用消费品和服务业，政府开始把更多的资源用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由于复利增长规律和最广泛意义的需求收入弹性的作用，部分高收入阶层率先进入了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各种不同的消费形态不断发生，出现了因为食物太好而产生的公共保健问题，以及敏感的环境问题等等。

村镇发展置身其中，既受到城市扩张的严重挤压而失血，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新生之良机。这种困惑或愿景，源于中国城市化模式深层的内在逻辑。一是政府的主导性；城市化的关键要回答“地”和“钱”从哪里来？遭人诟病的城乡二元制度是为工业化原始积累刻意设计的，土地财政成为搞“铁公机”、开发区和城市建设见效快的主要手段。城市化模式归根结底是资本积累模式的选择，中国选择了一条快捷的通道。不过然后呢？传统的政府主导的土地财政、土地城市化模式已接近寿终正寝，而将转入征税之途。二是与中国的地域结构、人口、经济规模相关，决定了中国城市化的地方性、差异性和多样性，必须实施精明增长（Smart Growth）的方式。三是与“央-地结构”及省级行政单元（省会城市）配置资源的体制有关，中国区域之间存在产业同构现象，城市不自治、市场发挥的作用受限。四是产业业态变动和更替快，城乡空间形态的稳定性较弱。

由此可见，城市化本质上是国家治理、国土整治和城乡关系的系统构建过程。城市化的含义、目标、起点、历史、过程、影响，城乡互动机制，工业化和城市化、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都应加以考量。除此之外，现实中出现的一系列协调城乡发展的变动力量，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

第一，社会资本、原住民与移民。林南将社会资本解释为作为在市场中期望得到回报的社会关系投资，进一步可以定义为在目的性行动中被获取的和被动员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至于为何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增强了行动的效果，他从信息、影响、社会信用和强化四类要素去加以说明。随着市场经济的冲击，随着农村贫富差距拉大，农村社会的社会资本存量越来越少，人际关系观念逐渐淡薄，相互之间的交流与互相帮助越来越少，社会资本不断流失。

区别于英国的对外移民和美国的移民社会，中国人的地缘空间内涵独特，包括了广泛的区域和城乡关系。中国的城市化可以理解成原住民对生存和流动空间的经验培养过程，传统上乡绅、乡贤行善积德以及普通百姓人际交往所积累的社会资本对于在村镇生活的人们而言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因为牺牲社会资本代价很大又无法补偿。当年三峡库区移民有相当部分返流回了原地。究竟是原住民为主还是移民为主的城市化，会深刻地影响一国的城市体系、城市化率的特征。

由于村镇是吸纳人口有用的容器，中国政府不允许大规模贫民窟化。有学者提出，城市化过程中贫民窟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随着经济发展能够逐渐消除掉；并呼吁国家容许发展贫民窟，认为贫民窟至少提供了迁徙的自由选择、是公平的。从贫民窟产生的机制来看，拉美国家实行大庄园主制度，农民少有土地，其城市贫民窟化是内生的，农民被剥夺土地后迁往城市，就业不足只能沦为贫民。与之不同的是，中国内生的是城乡结构模式。因而，各国劳动力的储备方式不同：在拉美、印度等地，劳动力储备放在贫民窟，中国则更多地放在农村。中国农村“人人有地”的制度安排让农民逐步地有弹性地进入城市，而不是斩草除根全部一下子从农村赶往城市；同时这种制度安排应该且也可以为农民提供进城的资本。

第二，资源配置的市场化、资本化。在城乡空间演化的过程中，除了政府在规划、治理上的影响力，市场和资本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工业造城”的做法在大多数地方已经失去空间，未来的城市产业将高度依赖“非物质化生产”，从而又高度依赖于人的集聚本身。不同于城市房地产开发，村镇的振兴因为土地不能交易、抵押，融资成为瓶颈。应通过城乡一体化，促进要素自由而高效流动，释放经济增长新动能，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增强城乡整体竞争力，实现全面融合创新。

第三，村镇空间的智能化、便利化、弹性化。通过数据化、信息化等变革，不仅人与人之间的互联网，甚至连接物品的“物联网”都可记录生活数据，依据大数据的智能化革新将改变要素流动的方式和空间形态，并将使城乡更加趋于舒适和人性化。未来人工智能时代的生产关系以及经济社会-空间关系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人为了生存所需花费的时间将越来越少，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后会做些什么？会满足好奇心，会做许多自己想做的事情，学习、交友、娱乐、创造、旅游⋯⋯，新的空间如co-working、co-living因其共享性、便利性和弹性而将受人瞩目。中国的“80后”“90后”“00后”加总有5.5亿人口，他们的需求偏好、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全新的变化。同样，随着老龄化浪潮的加速到来，巨大规模的慢生活形态必将形塑城乡空间，也会给村镇发展带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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